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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社会环境的研究


发布者:admin01 发布时间:2016-3-11 阅读:573次 【字体:

   
    在当前社会转型加速期,传统、现代、后现代等各种错综复杂影响因素的交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使中国正在跨入一个复合型环境风险频发的环境高风险时代。在这样的环境高风险时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界积极开展对本土环境问题的审视与洞察,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色的形成与主要研究者所在单位或者行业有很大关系。
    1.水环境研究
    水环境研究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经验研究中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对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水污染导致的社会后果及其社会学治理等方面。首先,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陈阿江对太湖流域的水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东村个案”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范本。他认为,农业社会形成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有利于维护圩田系统的生态平衡,同时,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有效地约束了村民行动。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落及其周围水域被迅速污染。他认为,水污染问题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经济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
    与工业污染相对照,陈涛对淮河流域一个非工业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在过去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下保持了生态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尤其是常住人口大大减少,而污染却日益加重。他认为,村落社会变迁、“公水悲剧”、差序格局、组织程度与社区归属感的弱化是污染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阿江的水污染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假设,即水环境恶化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并通过三组研究假设予以解读。一是“外源污染”与“内生污染”。外源工业污染不仅污染了水域,而且导致了村落的内生污染。村民在水污染解决无望时,被动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由于水域高级功能的丧失,居民在无意识中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由传统的保护者变为现代的污染者。二是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水污染源于不遵守法律规范:不该降生的企业准生了,本该达标排放的却没有达标;个别污染事件虽作出赔偿,却又难于执行;对污染责任人的处理并不严格,污染事件的处理甚至是权宜之计,由此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不可避免。三是“次生焦虑”。中国在外界压力下选择了追赶式现代化道路,加之历史文化压力和中国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结构,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性焦虑,即次生焦虑(与韦伯意义上的清教徒的焦虑相对应)。次生焦虑是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批判了环保部门“脱贫致富”现象。
    陈涛等则指出,地方环保部门的“应然”功能与“实然”表现大相径庭,根源于它所处的“稻草人化”的尴尬境地。其中,主动层面的“稻草人化”是指污染企业通过向政府施压等方式,迫使地方环保部门在违法排污面前无能为力,使之“稻草人化”;被动层面的“稻草人化”是指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面对企业的违法排污现象,地方环保部门并不具有真正的“一票否决”权,相关的环境监督职权被架空,犹如花瓶,处于摆设地位。“稻草人化”的分析框架并没有否定一些地方环保部门“不作为”的社会事实,而是从特定的社会结构视角出发探究其“不能作为”的深层原因。事实上,在特定的结构体系下,完全寄望于环保部门解决环境问题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徒劳。其次,水污染导致的社会后果研究,主要涉及水污染导致的社会不公与环境非正义问题。水污染中社会不公的表现形式是:上游企业、居民等排污,下游地区的居民与政府等承担水污染的后果;城市将河流当做排污通道导致农村环境致病社区化;严重的水污染导致水资源与环境“代际”分配不公。
    水污染导致的不仅是某一水域的污染,还会通过食物链的原理影响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日本水俣病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近年来,我国水污染问题同样导致了诸如癌症等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污染—疾病”/“环境—健康”关系成为学术界关心的热点。但是,水污染与疾病以及居民健康的关系非常复杂,确定清晰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张玉林认为,由于缺少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尚不清楚那些污染严重的区域和流域的整体发病情况。但其推测分析,山西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命健康损害可能已经超过日本的“四大公害”引起的健康损害,在污染严重的涑水河沿岸,受害群众极可能高达数万人。
    2.草原环境研究
    草原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衰退。据统计,我国90%以上的草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并由此引起了生物多样性破坏等连锁的环境问题。草原退化既有自然原因,更有社会因素,与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和草原开发方式紧密相关。由此,以民族问题研究专家为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开创了草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环境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重要研究内容。
    草原环境变迁中的民间习俗与地方文化研究。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下的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所拥有的民间环境知识,对其生存与发展及社区的环境管理都有一定的功能。游牧本土生态知识不仅是以“风险感知”为中心的“关系性”的知识分类系统和以“流动性”为中心的放牧技术,更是一套以牧民自主决策、互惠合作为基础的富于弹性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以“神圣自然”观念为基础的自觉保护自称的环境伦理。传统知识是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在当地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尽管这些知识看起来可能有些混乱,却在数千年历史中保护了当地环境。在草原地区,游牧并非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顺应了草原的变化,逐水草而居,从而保护了草原。而草原环境问题的出现恰恰与牧区生产方式的变迁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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