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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发布者:admin01 发布时间:2016-3-11 阅读:628次 【字体:

  一、研究背景
  幸福感是以个人心理体验为特征的一种主观福利指标。人们一般按常理推断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实际上不同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是宏观的跨地区的比较研究。
  Easterlin(1974)通过对20多个国家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在同一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并由此提出着名的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观点,即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之后不少研究都指出,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可能有大幅度增长,但主观幸福感可能不会相应提高(Easterlin, 1995; Oswald, 1997);美国1991年人均实际收入是1946年的2.5倍,而主观幸福程度基本上保持不变(Easterlin, 2001; Frey and Stutzer, 2002);对美国和英国的另一研究结果也与此得出类似结论(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4);日本1987年的人均GDP比1958年高5倍,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增加(Oswald, 1997);对中国山东省2002-2008年的历时数据资料也显示,尽管7在年中,该省的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抽样调查的人均收入持续递增,但城市的居民幸福指数却保持稳定(邢占军,2011)。
  也有研究显示,在较为贫穷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较强(Veenhoven,1991),或当人们的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候,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Oswald, 1997)。其原因在于较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权利和地位,伴有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安全感加强因而幸福感较高。当收入发生变化,可能引起幸福感暂时的升高或降低,尤其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会降低,但从整个时间维度来看,可逐渐适应新的收入等级,从而削弱收入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转引自李儒林等,2003)。
  微观研究的结果则大多报告,高收入者的幸福感高于低收人者(Campbell, 1976),国内一项对山东省、威海市城市居民的研究结果报告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邢占军,2003);另一项对868位北京居民的分析结果显示,物质条件状况满意度的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最大。但不少研究均显示,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较微弱(Fuentes, 2001;罗楚亮,2009)。
  作为家庭研究学者,笔者更关注人们的家庭是否美满幸福,更何况家庭幸福是总体幸福感的最主要内涵,如上世纪70年代Campbell等曾将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15个因素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转引自邢占军,2003),[1]国内不少研究也指出,婚姻幸福、家庭和谐是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李志强,2008;李志、张旭东,2011;李承宗、韩仁生;2011)。[2]一些家庭幸福观的研究也显示,家庭关系和谐为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较靠后(沈汉,1994;徐安琪,2011)。[3]但经济因素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对家庭幸福感起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也是笔者感兴趣的研究目标。
  二、理论视角和文献评述
  关于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解释主要有如下理论视角:
  (一)收入决定论
  Venhoveen(1988)假设,基本需要的满足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即具有更高收入者更容易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如食物,住所,健康等等),故也容易达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低收入水平是和低幸福感相联系。众多研究都报告,高收入者的幸福感高于低收人者(Campbell, 1976;Diener, 2002;Lever, 2004;Frijters, Haisken-DeNew, and Shields, 2004),国内也有研究显示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邢占军,2004;黄志良,2003)。但也有不少研究显示,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较微弱(Fuentes and Rojas, 2001;罗楚亮, 2009),其中一些仅以双变量的相关性作检验而未控制其他因素(如刘晓霞、邢占军,2007),故个人的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缺乏有力证据。
  (二)社会参照论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自己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生活得更好,当别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比自己更快时,即使个人的绝对收入有增加,主观幸福感在这时也是下降的(Gary Backer, 1974)。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的期望和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标准。比如个体现在和以前的经济状况,还有个体拥有的财富与其他参照个体拥有的财富比较,这都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而与他/她的收入水平无关Easterlin(1974),这一理论得到了心理学家Meadow(1992)以及Diener(1996)的证实。一些研究也认为,主观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有研究检验了当前经济状况与过去的比较、对未来经济状况改善的预期以及对所处社会中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三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它们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着的正效应(Graham and Pettinato, 2001)。
  (三)适应理论
  尽管在收入发生变化时,可能引起幸福感暂时的升高或降低,尤其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会降低,但从整个时间维度来看,可逐渐适应新的收入等级,从而削弱收入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李儒林等, 2003)。自我的心理适应机制会降低外界影响的作用,研究发现良性事件(如六合彩中奖)或恶性事件(如截肢)对个体的幸福感有短期的强烈影响,但约3个月后就迅速恢复到一般水平(Brickman et, .al, 1976; Silver, 1982)。Brickman(1978)等还关注于个体适应积极和消极事件的情感能力,并因此认为,即使在低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具有更好适应能力的个体通常更幸福。
  (四)欲望理论
  效用与欲望都是不同个体的主观感觉,所以,幸福也因人而异。当效用给定时,欲望越大,幸福值越小。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森提出“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而欲望则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在实际生活中,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欲望也会或迟或早地相应增长,所以,作为分母的欲望的增长可以抵消作为分子的效用的增长,结果是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知足者能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相对而言通常有较强的幸福感,也就是“知足常乐”(转引自左学金,2007)。一项对868位北京居民的分析结果显示,物质条件状况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最大(王华强, 2010)。
  (五)家庭压力论
  家庭经济压力对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有重要影响,经济压力会导致夫妻间的冲突和互动上的障碍,并降低婚姻和家庭关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为不少既有文献所展示(Conger et al., 1990; Kwon et al., 2003; Vinokur et al., 1996; Voydanoff, 1990)。该理论强调家庭危机常建立在压力源/事件本身、对压力的主观认知、缓解压力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调适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上。家庭成员若对压力的主观认知不正确,加上应对压力的支持系统不足时,便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转引自McKenry & Price, 2004;布思, 1994)。
  除经济因素外,婚姻状况(Glenn, 1975; Myers, 1996; Diener, et al., 1998;邢占军,2003;叶南客等,2008);[4]自评的健康状况(李幼穗等,2008;叶南客等,2008;金岭,2011;金江、张奎,2011)[5]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为众多研究所验证,这些因素至少与幸福感互为因果,比起收入和金钱来,在快乐的影响程度上甚至重要得多。此外,积极乐观的心态(陈世平、乐国安,2001)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李莹,2011;金岭,2011)也会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6]
  三、研究目标和资料
  鉴于经济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复杂性,加上以往的建模研究大多只纳入收入变量和人口特征变量,或加上身体健康状况,却忽略了那些或许对幸福感有更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精神/感情生活、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沟通和包容等人际因素,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综合解释模型,在排除了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身心健康、人际互动、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被访自述的家庭幸福感的主观评价:“总体而言,我们家很美满、幸福”(1-5分分别表示从“很不幸福”到“很幸福”)。
  影响变量:a.借鉴上述概括的对幸福感影响的多元理论,将经济因素设计为4个指标:1、绝对收入(即年收入的对数和年收入的平方);2、相对收入的比较判断:“和我国社会上的一般家庭比较而言,您家的收入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1-5分别表示从“低得多”到“高得多”);3、欲望理论:以“总体而言,您对目前物质生活是否满意”(1-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测量,由于是对物质生活的主观评价,越是不满意的除了确实生活质量低外,同时也反映了其物质欲望更高;4、家庭经济压力“在过去1年中,您家有没有面临下面所列的经济困难、限制或压力”,并将其中“平时或到月底时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家庭日常开销”、“因日常开销/交学费/医疗费而向亲戚/朋友借过钱”、“有病不看医生/推迟看病/吃药/手术/吃低效药”(0-2分别表示从没有到严重)等3项相加计总值(3变量的信度Alpha=0.79)。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比较视野下的家庭价值观变迁研究”在上海和兰州城乡以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完成的对20-64岁男女的2200份问卷调查数据。样本特征为:男性占50.5%,女性占49.5%;市区占66%,郊县34%;上世纪40年代出生占13%,50年代24%,60年代28%,70年代24%,80年代出生者占12%;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占16%,初中为32%,高中有29%,大专及以上占23%;初婚者占86%,未婚者占7%,再婚者有3%,离婚/丧偶为3%,同居者占1%。
  四、研究结果和解释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访认同自己的家庭美满、幸福,其中自述较美满、幸福的为最多,达56.6%,认为不美满、幸福的只占3.7%。但对物质生活表示满意的比例低得多,只占57.8%,不满意的有18.9%;41.3%的被访在过去1年中或多或少面临经济拮据、借过钱或有病不看医生等经济压力。
  那么,经济因素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对家庭幸福感起作用呢?回归分析结果未支持绝对收入决定理论,家庭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也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更大些,其中家庭经济压力对男性更具解释力(见表1)。
  
  关于家庭幸福观的前期研究未支持人们的幸福观为物欲主义所主宰的社会刻板印象,本研究同样显示,非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正面效应更大些,如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信任、沟通和包容会显着增进被访的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与幸福感也相互促进,但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更显着;此外,离婚、丧偶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也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类同。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后,未显示女性的家庭幸福感和男性有显着差异。
  五、研究启示和局限
  鉴于以往的研究多数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家庭人际间成员的和谐相处、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而对物质生活没有很高的期待、过高欲望的个体,以及尽管缺乏经济资源,但却相信会总会好起来的被访也有更多的家庭幸福感,故减少攀比心理、遇到任何挫折、失意都要知足常乐,才能经常感觉快乐、幸福。
  然而,尽管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未必会带来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但那些面临经济拮据、生活困难被访的幸福感水平更低,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强化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力度,从“关爱家庭”、“以人为本”出发,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尤其要关心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让全体公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以更有效、实在地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绝对收入理论未在我们的微观样本中得到支持,这或许与年收入变量仅为被访而不是家庭总收入有关。但家庭总收入资料的收集难度较大也限制了相关验证(如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使许多父母不清楚儿女尤其是媳妇、女婿的收入,更不清楚孙子、外甥等的收入)。因此,本研究只是初步验证了相对收入/比较理论、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解释力,但不能证伪绝对收入理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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